【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设立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其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它曾是大唐时期辉煌一时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

早在汉代，这里是车师后部王庭所在地金满城。640年，唐朝在这里设置庭州，后来成为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在此出土的大量唐代文物见证了它曾经的繁荣兴盛。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人的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一带，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北庭故城所在地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夏宫，政治中心之一，称“别失八里”，意为“五城”。

1209年，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自愿归附成吉思汗，别失八里遂入蒙古，仍由亦都护治理。1211年，活动在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即葛逻禄）首领率众归附成吉思汗。1218年，西辽被成吉思汗派兵攻灭后，唐末以来西域诸地纷争割据的混乱局面就此结束。元朝统一西域后，在天山南北设置各种军政管理机构和职官管辖西域。

元朝初期，仿照金朝制度在个别地方设立行尚书省，以作为地方行政机构，掌管一方军政。1251年，元宪宗蒙哥即位后，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和控制，在别失八里设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同时设立了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

我国省级行政区的设立始于元朝。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是对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对明清及其后来的政治制度有深远影响。“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行省制度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有利于元朝对辽阔疆域的管辖，特别是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管辖，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由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通过设置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元朝对西域的统治进一步强化，奠定了元朝统治西域军政管理机构的大致轮廓。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是汉唐时期统一管辖天山南北的延续和发展，不仅沿袭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官僚体制，而且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古代中国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内涵，是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实行管辖的新举措，进一步完善了行政与军事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开创了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新模式。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的设立，反映出蒙古大军在东征西战、开疆拓土之际，对西域的管理却日益加强。

随着平定西北藩王之乱，元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直接管辖及各级军政管理机构的设置逐步完成并日臻完善，行政机构组织完全同中原等地区一致，西域与中原等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得到显著加强，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术很快传到西域，于阗等地的百姓“能尊孔子之教而变其俗”；西域的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棉花种植及种瓜、酿酒技术相继传入中原等地区。

元时，西域大批畏兀儿人移居中原等地区生活，研习儒家学说，弘扬儒家文化，名家辈出，成就斐然。阿鲁浑萨理精通佛理后又深研儒学，曾向元世祖建议“治中国非用儒术不可”。大批畏兀儿文人学士因钻研汉文化并取得较高成就而著称于元代文坛，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多达20余人。他们多生活在中原地区，精通儒家典籍，自愿摹效“华风”，以汉名为荣，用汉文创作，表达了个人丰富多彩的思想和生活内容。其中贯云石尤为出类拔萃。他善于创作散曲，所作《双调·清江引》《正宫·小梁州》等颇为流行，在元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萨都剌写有《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等诗词，多为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另外，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当时关于农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畏兀儿翻译家安藏不仅翻译了《尚书》《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而且将汉文医学典籍《难经》《神农本草经》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进一步推动了中原医学在西域的传播。语言学家塔塔统阿依据回鹘文创制蒙古文。由此可见，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唐宋以来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