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天津三千货郎“赶大营”
19世纪6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一路以虎狼之势侵入新疆,强取豪夺,民不聊生。左宗棠临危受命,率清军西征,一举收复新疆。在此期间,清政府为解决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招募各地人员随军,天津杨柳青人纷纷响应,他们肩挑货担,追随左宗棠的西征军大营在西北边疆不断迁移,史称“赶西大营”(简称“赶大营”)。
为求生存“赶大营”
天津杨柳青是中国北方少有的千年古镇之一,以出产木版年画闻名于世,而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赶大营”影响远远超过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地处京师门户,一直是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每逢中原动荡,烽火四起,杨柳青都无法幸免。
日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受尽苦难的杨柳青汉子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家乡以外更辽阔的天地,于是他们选择了“赶大营”。
银色的天山绵延千里,无边的草原和风拂动,杨柳青人挑着货郎担,走上了一条西去的漫长艰辛路。最初随左宗棠西征军“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克复南北疆10余座大城。他们出生入死,为收复新疆的西征军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赫赫功勋。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
“百艺进疆”留青史
杨柳青人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大多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常用药等,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将天津与新疆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天津人的精神、天津人的语言,甚至天津的味道也随着杨柳青人的货担传到了天山南北。
据史料记载,“赶大营”使3000余户至少1.5万名杨柳青人移居新疆(约占同时期杨柳青人口的五分之一),杨柳青人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将天津人的习俗带到了新疆,并影响和改变了新疆的各行各业。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手工业、传统技艺,他们为服务业、运输业输入了更加先进的理念……伴随着“赶大营”而来的这种“百艺进疆”对新疆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百艺进疆”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开发,促进了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近代化,也促进了新疆、天津两地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比如新疆地毯编织技艺的传入使天津地毯始终享有盛名。
“赶大营”还带动了沿线陕西、甘肃、山西等地的经济发展。战事平息后,后续的杨柳青人进疆谋生就称“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
1878年1月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宣告结束时,随军的杨柳青商贩已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天津杨柳青或京津一带则称他们为“新疆帮”。
三千货郎满天山
津帮在新疆近代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
1884年新疆设省之后,新疆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伊犁、古城子(今新疆奇台)三城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为津帮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随军的杨柳青商贩更是遍布新疆各大中小城镇,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
杨柳青人的这些经商经历被作家茅盾写进了《新疆风土杂记》之中,说他们“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魅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
杨柳青人经历了多年的随军贩售和摆摊经营,多数人积累了充裕的资金,于是他们便在新疆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迪化是“天津商帮”的发祥地。由于战乱,城市内地广人稀,入城者可以择地建房,以安文忠为首的杨柳青人便在大十字附近开始了他们坐商的生涯,使这里成为迪化最繁华的地段,被称为“小杨柳青”,今天乌鲁木齐市的大十字仍是商铺林立的兴旺之地。
1910年迪化发生的“王高升纵火案”烧毁了迪化津帮等数十家商号,数十年建设起来的繁华市面,从现在的大、小十字到南门一带的所有街面都化为灰烬。这一场浩劫使天津商帮元气大伤,此后天津商帮或抽撤资金,或分化改组,由大变小,生意日益衰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天津商帮逐渐转向衰落。
“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历史壮举,也是我国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一代代杨柳青人将青春和热血洒在新疆这片热土上,杨柳青的“货郎担”对新疆百业兴起、文明进步、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