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彩陶之路：西域与中原交流的物证

“彩陶之路”是早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西域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交流的有力物证。

中国原始彩陶的大批出现，其时间可追溯至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到约3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三大区域。新石器时代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既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又是精神文明的一个源头，它在哲学、艺术、史学、宗教、文字等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陶器是用具，但先民在制作它时，也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它是远古先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表现形式和结果，也是远古社会流传至今的最直接、最可信的第一手史料。

最早兴起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从公元前5000年前后就开始了它的西渐历程。它自中原进入河西走廊，又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沿天山山脉向西流布，形成了著名的史前“彩陶之路”。

总体来说，新疆东部、河西走廊西端一带是彩陶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域，从一系列考古文物来看，由于新疆原始彩陶主要是由东方传入的，所以它没有初级形式，一开始就显示出复杂、成熟、规范化的特点，并且在由东向西传播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彩陶发展、流行的时期也不一致，大概到了战国前后，整个西域的彩陶发展开始走向衰落，纹样日渐草率，西汉以后原始彩陶在西域基本绝迹。西域彩陶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多样性的交融。

西域彩陶艺术的造型和纹饰主要源自中原彩陶体系，那些具有仰韶—马家窑与河西走廊特色的陶罐、陶豆、陶钵等器型，以及涡卷纹饰、旋转波浪纹、波状纹、蛙纹显然来自中原彩陶文化体系。

原始彩陶的发展和盛行多处于文明社会发展的前夕，或者说是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型阶段。中原地区彩陶兴盛，文明开始起源并逐步扩展，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其后核心地区的彩陶衰落，文字诞生，逐渐形成初级文明社会或高级部落联盟，但彩陶在离文化圈中心比较远的一些地方仍然继续发展与传播。由于彩陶材质保存的长久性和用途的广泛性，彩陶犹如文明社会的文字一样，成为人们表达和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丝绸之路早期彩陶的交流大致也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

中原彩陶文化向西域传播有两次波峰。第一次波峰开始于约公元前30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形成以后，彩陶文化沿着河西走廊继续西进，进入新疆东部地区。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遗存发掘发现，作为主体的单耳罐、双耳罐类陶器，流行垂带纹、网格纹、菱格纹、手形纹等图案的黑彩，特征与甘肃山丹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其来源明显在河西走廊。

彩陶文化的第二次西传波峰始于公元前1300年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之后，沿天山山脉长距离西传。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在新疆东部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以哈密焉不拉克遗存为代表，其在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焉不拉克文化出现以后，对当时天山南北高颈壶文化系统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其高颈壶、弧腹罐、弧腹钵、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渐次西传，导致新疆中部自东而西形成苏贝希文化、察吾乎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彩陶文化，察吾乎文化晚期向南已经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缘。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双耳罐、单耳罐及其器物上的纹饰，也明显受到哈密彩陶文化的影响。如苏贝希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一样流行红衣黑彩彩陶，察吾乎文化彩陶多为白地红彩，而伊犁河流域黑彩和红彩平分秋色。从哈密彩陶到吐鲁番洋海墓地彩陶，再到察吾乎沟口彩陶、伊犁河流域彩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彩陶之路”所代表的彩陶文化西向延伸的传播轨迹。

“彩陶之路”在西传中原彩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把中原黄河流域居民培育的粟、黍类农作物，以及农耕生产技术传入了西域，给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又一次拉近了西域与中原的文明距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向心力。

中原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甚至西藏此后绵长延续的彩陶文化，都以仰韶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上就是早期中原文化的西传。“彩陶之路”为西域注入了强大的中原文化元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