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参天可汗道

唐朝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在“华夷一家”与“爱之如一”的治理思想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融达到新阶段，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开创了“虽云异域，何殊一家”的新局面。跨地域的交往，交通也是关键。“参天可汗道”的出现和隋唐时期西北各部族密切相关，是隋唐两朝与突厥、薛延陀长期冲突、碰撞、交融的结果。“参天可汗道”在唐代民族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不但维护了北方边疆稳定，而且加强了中央与漠北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血脉相连的主动选择

在“华夷一家”与“爱之如一”的治理理念下，北方各民族对唐朝产生了较强的政治向心力，纷纷主动归附唐朝。

唐太宗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奚、室韦等游牧民族活跃在北方地区，与中原农耕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不断扩大。

由于唐君臣能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民族，中原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较前增强。因此，周边各部族无不心向唐朝，向往唐朝昌明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繁荣灿烂的文化。630年，东突厥政权覆灭后，唐朝“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对东突厥实行了有效治理。646年，回纥与唐军联合击灭薛延陀后亦上书唐朝，表示“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648年，契丹首领“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同年，奚人首领“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唐朝创设羁縻府州对北方各部族进行有效管理，推动各部族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进行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各民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

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的首领及使者。唐太宗向首领们表达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与灵武市一带）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647年，漠北各部向唐太宗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道”，设置驿站，以更方便地前往长安朝贡，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紧密连接起来。“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

“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质、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了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国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

唐太宗获“天可汗”称号，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了更深入的阶段，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北方诸游牧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既是政治上的归附，也是文化上的认同，政治格局上由以往各拥其主的藩属体制转向拥有共主“天可汗”的华夷一体格局。

多元融合的文明对话

“参天可汗道”作为漠北诸部聘使的朝贡通道，从长安出发后沿秦直道抵达天德军，再至回纥牙帐，经伊州、高昌后通往西域。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行。《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从中受降城向正北偏东方向行走八十里，有呼延谷。再走五百里到䴙（pì)鹈（tí)泉，继续前行十里便进入沙漠。途中经过麚（jiā)鹿山、鹿耳山、错甲山，行走八百里后抵达山燕子井。接着向西北方向经过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再行七百里即可到达回鹘衙帐。另外一条线路：从䴙鹈泉向北行进，会先后经过公主城、眉间城、怛（dá)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全程一千五百里，同样可以抵达回鹘的统治中心。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

“参天可汗道”自修建以来，就承载了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地区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唐王朝与各部落朝贡往来，双方开设的茶马互市、绢马贸易等皆经过此道。“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jiān），动至数万匹”“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在推动中华各民族经济上互通有无、增强民族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互市、朝贡等活动，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建立起了更持久的经济联系，实现了互通有无，促进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

“参天可汗道”的开辟，极大地增强了漠北草原地区对中原政权的向心力，使得唐朝的中央集权更加稳固，增进了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沿途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