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回鹘衣装回鹘马”：唐代民族交融的见证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五代后蜀女诗人花蕊夫人在其诗作《宫词》中为我们勾勒出宫内侍女身着回鹘衣装、骑着回鹘骏马的飒爽英姿，与此同时，唐至五代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场景也随着这寥寥数语跃然纸上。

回鹘，唐初称“回纥”，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统辖关系。629年，回纥部首领吐迷度遣使入长安向唐朝贡。646年，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瀚海都督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六府、七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统一了回纥各部的首领骨力裴罗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788年，回纥首领合骨咄（duō)禄可汗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上书唐朝，自请改族名为“回鹘”，获准。

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遣兵助唐平叛，帮助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对消灭叛军势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和亲则是这种友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情谊，唐肃宗、德宗、宪宗先后将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迎娶咸安公主为可敦的顿莫贺可汗称“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回鹘自称“婿”或“子”，双方正式建立了“翁婿关系”。856年，唐宣宗所作《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始有“甥舅”之词，在此后唐朝给回鹘的诏书中，“甥舅”称谓遂成定制。直到宋代，西迁后的回鹘与中原王朝仍然以“甥舅”相称。《宋史·回鹘传》记载：“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

随着政治联姻的加深，唐朝与回鹘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随之加深。大量回鹘人来到长安经商，在长安开店置业，售卖珠宝、香料等，甚至永居长安等地。此外，回鹘商人也带来他们的衣装和马匹，唐都城长安就有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流行风尚。

回鹘衣冠分男女款式，以冠、袍、饰物为主。与中原衣冠相比，回鹘衣冠具有纹饰绮丽、冠服华美、装饰富丽的特点，深受唐代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气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在敦煌莫高窟回鹘时期的23个洞窟中，有13个洞窟绘制了回鹘王和王妃的供养像，其中第409窟的回鹘王妃供养像尤为完整清晰。其中王妃头上立一桃形冠，冠上饰凤凰并镶嵌宝石、玉珠等，头后垂红色结绶带并飘至地面。桃形装饰金冠在当时颇受女性的青睐，在长安相当流行。她们身着典型的大翻领、窄袖、长裾曳地的回鹘装，在翻领部及窄袖部均镶嵌彩绣花边。翻领窄袖紧身衣裙的回鹘女装很有特色，这便是花蕊夫人诗作《宫词》中宫内女性所着的“回鹘衣装”。

与此同时，409窟的两位回鹘王妃皆为“宽发双鬓抱面”，上插钗钿和步摇，双耳佩环垂珠饰。脸部有红粉化妆，前额和面颊有花靥（yè)。回鹘妇女无论尊卑，多梳高耸的回鹘髻，束发于顶，呈高丸髻状，根部以红绢系裹，发髻上饰以花钗，与《新五代史·回鹘传》中“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的记载相符。这种回鹘高髻早在隋唐时期的中原地区相当流行，宋元时期依然盛行，明代以后逐渐衰落。

回鹘与中原的衣装影响是相互的。唐会昌年间，居住在振武城的回鹘人“皆衣朱碧，类华人服饰”。回鹘的毗伽可汗也身着赭黄袍。回鹘后期，男子腰带式样受唐腰带造型影响较大，主体材质以皮革为主，辅以金属与玉石等材质。回鹘妇女也常效仿中原女性妆容，兴起“粉黛文绣之饰”，用纹绣品作装饰。

不只是服饰，唐朝的历法、建筑风格也传入了回鹘。回鹘人原“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宁国公主和亲后，葛勒可汗特意仿照长安城的建筑风格，为其建造了“富贵城”。此后，回鹘可汗为迎娶和亲公主又先后修建了公主城、可敦城等，促进了漠北草原城镇体系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鹘的传统生活方式，回鹘的政治中心因之由随牧迁徙的“牙帐”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城镇。

回鹘用马匹与唐的缣（jiān）帛、茶叶交换成为当时的热门贸易。《唐会要》记载：“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回鹘还利用地理优势将唐朝的缣帛远销海外，获利颇丰。唐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饮茶之风日益盛行，并逐渐传至边疆地区，“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受此影响，饮茶也成为回鹘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常以马匹换取中原的茶叶，呈现出“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的盛况。与此同时，回鹘马因其小巧，便于骑乘，耐力很强，受到唐朝女子的喜爱，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五代，在花蕊夫人的诗作中也有呈现。据统计，唐朝前后买入回鹘马140余万匹，除主要用作战马、驿马外，也用于宫廷生活及娱乐，比如游玩、乐舞、打马球等。这些史实不仅展现了回鹘马在商贸中的价值，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回鹘衣装回鹘马”这一文化现象不仅是唐代及五代时期中华各民族物质文化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生动注脚，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特在“天山智讯”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精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著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丛书》中的故事予以刊发，供大家学习参考。

五铢钱：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更是历史的见证，它记载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反映着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所谓“王朝兴废事，尽缩钱币中”。

五铢钱是中国古代铜币名，外圆内方，象征天地乾坤，因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两个篆字而得名。五铢钱始铸于公元前118年，止于621年，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通行最久的钱币。五铢钱因形制先进、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持续沿用700余年而不废。它的流通范围很广，从东南沿海到新疆，从云南、贵州、四川到内蒙古、东北地区，均有五铢钱出土。根据新疆的考古发掘，五铢钱遍布天山南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代代相传，自汉至唐，无代不有。新疆出土的大量中国历代王朝发行的五铢钱，既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佐证，又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五铢钱通行天山南北，见证国家统一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各地。从此，丝绸之路畅通，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日趋繁荣，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五铢钱在新疆地区得到广泛流通，并成为汉唐时期新疆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五铢钱在新疆不仅发行数量大，而且分布范围广，极大地方便了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

早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就在和田约特干、尼雅、喀拉墩、阿克斯比尔、丹丹乌里克等遗址发现五铢钱，如，在约特干遗址发现五铢钱470枚，在楼兰故城遗址发现五铢钱20枚。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汉代五铢钱，还出土两种钱范（铸造金属货币用的模子）和小坩埚（guō)等物，面范皆陶质，不见背范。大范残长4.8厘米，厚约1.4厘米，范中较完整的钱币圆径2.2厘米，孔径0.6厘米，面文“五铢”二字；小范残长3.5厘米，厚约0.3厘米，范中较完整的钱币圆径1.4厘米，孔径0.6厘米。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县南25公里玉龙喀什河西岸的买力克阿瓦提故城遗址1.2米深处发现一个陶缸，出土五铢钱45千克。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在孔雀河沿岸方圆不到一里的地方获得五铢钱600多枚。此外，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苏巴什遗址、哈拉墩遗址，以及吐鲁番、奇台、木垒、哈密等地均有五铢钱出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割据，王朝更迭频繁，货币混乱，币值不一，有些政权有时无暇顾及西域，输入西域的五铢钱大为减少，但五铢钱作为重要的交换媒介仍在西域流通。1999年，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英也尔乡一农民挖灌溉渠时发现一处窖藏钱币，共13.5千克，其中绝大部分为五铢钱，主要有曹魏五铢、蜀五铢等。2007—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库车市友谊路发掘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葬15座，出土各类遗物300余件（套），其中就有五铢钱、龟兹小铜钱等。

五铢钱的流通不仅繁荣了当地经济，方便各民族互通有无，而且是国家统一和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有效管理的重要见证。

五铢钱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五铢钱在西域除作为货币流通之外，还发挥着传播文化的作用，其本身所展示的中原文化艺术，如文字、形制、名称、币材及其所隐含的文化，很快被西域各族人民所熟识、欣赏、模仿，乃至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文化中，促进了中国货币文化的多样性。

汉唐时期，西域除了流通五铢钱之外，还在一定范围内自铸货币，这些自铸货币在币文、形制上均受到五铢钱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1）汉佉（qū)二体钱。1—3世纪，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打制和发行了一种汉佉二体钱。这种钱币两面分别有汉文和佉卢文，故名汉佉二体钱，也因钱币一面中央打压有马形图案，又称和阗马钱。汉佉二体钱不仅铸有汉字，而且采用“钱”这种中国钱币的统一重量单位，可见其深受五铢钱的影响。（2）龟兹五铢钱（汉龟二体钱）。龟兹五铢钱是东汉晚期至隋唐之交（3—7世纪）铸行于西域龟兹的一种通用货币，这种钱币大多钱面铸有汉文篆体“五铢”二字，背面铸有龟兹文，“五铢”二字的字体结构接近东汉五铢钱，是五铢钱影响下的产物。龟兹五铢钱是龟兹与中原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产物。（3）高昌吉利钱。高昌吉利钱是地方政权麹（qi）氏高昌王朝铸造的通用货币，形制为圆形方孔，钱面铸有隶书“高昌吉利”四字，明显受到了五铢钱的影响。

唐代以前，西域本地出现了很多自铸货币。这是因为，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当有效管辖相对较弱时，中原地区的货币因各种原因流入新疆地区的就相对较少。在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的情况下，新疆本地也铸造货币。这些当地货币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币文上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同时出现，形制上仿五铢钱的外圆内方。

五铢钱极大地便利了西域各民族的商品交换和物资交流，丝绸之路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经由丝绸之路，来自中原地区的精美丝绸、瓷器、漆器等器物，以及冶铁、农耕、灌溉等生产技术传入西域，不仅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还促进了西域生产技术的发展；来自西域的乐舞百戏、瓜果蔬菜种植技术等也进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

一枚枚五铢钱不仅增进了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见证了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