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要性在当代语境中格外地彰显出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其实现，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是由人类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和节奏决定的。从长时段着眼，人类历史已经到了高度重视文化的阶段了。作为软实力，文化的重要性日益表现出来。从历史上看，人类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依次经历了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21世纪，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提示了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西欧近代历史上的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离开了科学革命，就不可能造出坚船利炮，而科学属于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其实并不“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甚至决定着硬实力。这就是软实力的辩证法。
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节奏所决定和要求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其展开的基本脉络是：洋务运动（经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以党中央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里程碑式的《决定》为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又彰显了这一脉络。这一事实同样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到了重视文化的阶段了。
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处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崛起。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文明中心转移到英国，其历史契机是经济的。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获得了历史机遇，从而取英国的霸主地位而代之，其历史契机是政治的。21世纪，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倘若按照人类历史大势所显示的逻辑，这一历史契机将是文化的。在此意义上，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赖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同一历史过程从两个不同维度加以审视和把握的结果。按照历史学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区分，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分别侧重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给予审视、诠释和把握。
“民族”是分享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它不是人种学和地域学的概念，而是文化学的概念。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即把中国由一个文化大国变成一个文化强国。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判准究竟何在？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宏伟目标，其实质在于从文明类型学的高度给出了作出这一判断的客观尺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范畴内在地蕴含着双重规定：一是民族性维度，它确立了这一文明类型的民族标识，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这一规定表明，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现代文明是一种有主格的存在，其特质就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和积淀而生成的民族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固有的“中国性”，归根到底是由中国文化及其悠久传统决定并塑造而成的。二是时代性维度，它规定了中华文明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而这只有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才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时空坐标的交错汇合中，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才确立起自己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此在”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彻底建成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实现之时。（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